（八）亿安科技的“蹦极”游戏
1999年6月22日，在1993年2月6日创下的最高点1,558点的6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1,705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833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1999年的“5．19”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
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1999年6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3,529万股的小盘股，业务 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年8月31日，深锦兴最低价是5.5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1999年6月29日，已是34.48元/股。2000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
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1月4日还是46元/股，可到了1月21日已是80元/ 股，2月15日终于冲上100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1992年就有过100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
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65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1992年5月起就持有11,800股深锦兴，及至亿安 科技升至126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320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2月17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50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
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深锦兴”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 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最高时的2000年1月12日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截至2001年2月5日，四家公司
共盈利4.49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77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 会是否收到8.98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
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1987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1994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 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
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 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20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2003年3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18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在全国几十家
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792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对倒”）共计68,409笔，累计5,555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 87.34%，非法盈利4.65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2年3个月至3年半的有期徒
刑。
9\\基金黑幕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有两位——特约撰稿人平湖及记者李箐，其中的平湖便是本书中文作者张
志雄。《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其实，《基 金黑幕》原文标题是《“基金行为研究”解析》，我的兴趣不仅在于基金，更多关注的是其他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或者说是市场的整个庄家行为。但由于文章标题是
《基金黑幕》，就成了仅仅声讨基金的檄文。这恰恰有违我的初衷，因为相对规范的基金公司在1998年才成立，它们中的有些公司虽然已和庄家同流合污，但作 为总体还未深陷其中。当然，我最后目的还是达到了，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庄家把价格拉得太高的股票倒手给基金，因为绝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东是证券公司或投资
信托公司。后来，德隆等庄家到处寻找金融机构托盘，就是没敢染指基金公司。当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却不可一世，《基金黑幕》一出，2000年10月1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刊登了针对《财经》杂志的“严正声明”，署名是大成、南方、长盛、博时、华安、富国、华夏、鹏华、国
泰和嘉实——当时仅有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声明的开头第一点就自以为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 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声明起草者的水平一般，但最后老辣
地拈出《基金黑幕》后记中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变相的庄家”的观点，是很有一番企图的。
原因是“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观点，《基金黑幕》竟然说周的观点是鼓励发展庄家，不是污蔑吗。其实，我写这段话时当然
知道其中的厉害，可这正是我发布《基金黑幕》的中心思想啊。周小川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想给股市以稳定力量，能承受更大的股票扩容压力。可我看到 周小川的观点后，就写过文章，明确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庄家横行的问题，否则就是再发展多少个机构，不是成为庄家就是成为庄家的附庸。当然，我深知
周小川是个开明的人物，他至少会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事实上，《严正声明》的挑拨目的确实也没有达到。
当时的《财经》杂志并没有什么名气，阅读量很小。可三大证券报齐齐登出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影响力巨大，把《基金黑幕》扩散开来，人们都想看看它究
竟写了些什么。说句实在话，《基金黑幕》的大部分论证解说是我写的，由于要防止对方找漏洞，写得曲曲折折，并不好读。一般读者倒被文章中记者叙述基金人士 和庄家在桑拿浴房中“坦裎相见”，商量如何让基金在一只庄股股价高位接盘，代价是一股一块钱的情节所吸引。这种事情当然有，可没必要在桑拿浴房里谈判，这
种写法其实是减弱了《基金黑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正声明》发表之后，众基金公司赢 来的不是赞同乃至同情，而是舆论的群起而攻之。《财经》也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顺便做了广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他
10月底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侃侃而谈，出来反击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最击中要害的一点是，十家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 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
早在我读完十大基金公司的声明后，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并且化名写了文章反驳，但影响毕竟没有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大，而且是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上播出。
中国证监会起先对《基金黑幕》沉默不语，然后由副主席高庆说了一段“大而化之”的话，再次引来舆论的一阵不满，最终周小川主席表态，欢迎媒体对证券业和
资本市场发表意见，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处理。其实，证监会的这番表现已是空前绝后，因为按惯例，证监会应该为自己业内发生如此不利 的大事排解，而不是不作为。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看完《基金黑幕》后勃然大怒，然后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认为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由于比喻太过形象，刘主席的“撒尿论”被人们狠狠地揶喻了一番。
回到本章的开头，我在2000年12月16日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上忧心忡忡，走来走去，总感到要发生大事。10天后的12月26日，中科创业开
始连续跌停，2000年12月29日收盘时，跌停到19.84元/股。2001年1月4日开盘继续跌停，直到1月10日的11.71元/股。不要说在大牛 市，就是在过去，也只有一次庄家为了出货，让一只名为“轻纺城”的股票连续跌停来出货，但也没有九个跌停板。
“中科创业”是庄股的理论先锋吕梁（真名吕新建）所为，在市场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吕梁早年是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
说。1996年，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还被人骗走了不少钱。但他1999年春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宣扬“讲政治，做大势”，正巧赶上 “5．19”行情，一举成名。这时，他早已进入一只名叫“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的股票做庄，在1999年8月的《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一个整版，
号称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哈撒韦，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让人感慨的是，吕梁是促使我写 《基金黑幕》的直接原因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亚运村的北辰花园5号楼的豪宅里见到了主人吕梁。从他家到饭店，吕梁至少谈了4个
小时，把朋友们吹得晕头转向，却让我失望甚至不安。我在股市中呆了这么多年，三教九流见过不少，我并没从道德眼光看待吕梁，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思路十分混 乱，缺乏一个投资家的冷静和自制。说得严重些，吕梁的神智有些不清。这种人在凶险的股市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回到上海，我又与另一个模仿德隆的著名长庄的
策划人吃饭。他的脑子比吕梁清楚多了，他告诉我，经过反复送配除权，他的长庄股票在任何价位抛出都是可以赚钱的，问题是，长庄缺乏流动性，根本没法实现利 润。他觉得迟早要放弃这只长庄了。我问他，如果市场崩盘，用三年时间可以复苏吗？他告诉我:“你太乐观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
果然，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站了出来，向媒体自曝做庄内幕，而且写了一篇长达1.8万字的自述。他告诉人们，1998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
良来找他，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万科股价很低迷，他趁势吸纳，且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90 年代初，朱焕良已是个千万元大户，在深圳股市上已可呼风唤雨。1997年，朱焕良动用近两亿资金炒作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没想到一场香港鸡瘟（也就是禽流
感吧）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于是被套。
吕梁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答应与朱 焕良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每一个户头抛出一手，这些仓单证实，朱所说的他已控制康达尔股票达流
通盘的90%并非虚言。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的流通股的50%，双方协议，朱焕良的另一半股票在5年内不能抛掉，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只 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可观的土地价值，可真正进入公司 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却未撤出，反而在1999年4月和5月又两次收
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这样，他们前后已动用了7亿多元资金。
之所以如此，吕 梁是利令智昏。他在1998年7月左右就拿到了277.9万股康达尔，当时市值是6,000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是所谓的北京机构中煤信托和朱
焕良给他的“咨询费”吧。吕梁用股票到证券营业部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还用新的资金去炒别的股票，用其回报 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年，康达尔从20元/股左右上升至40元/股以上， 全年涨幅111%。2000年2月，股价冲上80元/股，流通市值也由1998年10月的10亿元左右膨胀至62亿元。这时，朱焕良的市场本能要求他出
货，从5,000万股一直出到12月10日的2,300万股，每卖出1,500万元的货，便提现转移。而此时的吕梁却陶醉其中，他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5 号楼自住并办公外，还买下了11号、14号楼。2月18日吕梁结婚，为了讨彩头，他命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72.88元/股。到
了10月份，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感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便威胁朱焕良，若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容忍。但朱焕良明确表示不干了。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 停板时，北京机构就在35元/股以上接了朱焕良的1,000万股，花费了4亿元资金。
据说朱焕良总共套现11亿元然后逃往香港，临走扔给吕梁的最后一句话是，“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吕梁对其恨之入骨，在自述中屡屡对朱焕良施以刻薄，说他是个农民暴发户。
吕梁说得好听，其实两人只是各怀鬼胎罢了。联合做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熟悉朱焕良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就说过，朱也被一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李老师”出
卖过。吕梁除了中科创业外，还操控过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又通过中西药业投资岁宝热电，还炒作过马钢股份、莱钢股份，一些大户因此和吕梁合作，他们中有些人 也吃了吕梁的亏，我所熟知的一位大户就被套得痛不欲生。
如果他不在别的股票上盈利，又不在中科创业上套现，是如何应付资金利息等成本的？
吕梁的大宅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他却在2001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逃离了公安机关的监视，披着军大衣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还有上海媒体说采访到了朱焕良，我一看稿子，就知是伪造的。这年头，什么都可以造假。
一年后的2002年6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审判，2003年4月，丁福根等6名被告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案子涉及资金54亿
元，证券公司营业部125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就多达1,565个。如果不是如此分散的股东账户卡，按《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5% 以上者均须公告，中国股市的庄家们早就曝光殆尽。最滑稽的是，由于不少庄家控制了非流通的法人股，加上90%以上的流通股，一些上市公司早就应该被私有化
了。
10、赌场论
2001年的好戏才刚开头。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媒体上批判证券市场，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股市很像个赌场，严格地说，比赌场还不如，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
换句话说，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其实，这个观点我在2000年9月12日的《财经时报》上就发表过，而且投资圈子里的人很快就打电话给我，
表示关注。但吴敬琏说得更为直接，而且他的半政府背景让人不得不重视。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合作的投行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因对 股市严厉批判，被人扣上了要把股市“推倒重来”的帽子。结果，“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认为要对后来中国股市的崩盘负责，
这种声音一直沿续到2006年的今天。
2001年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 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恳谈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气氛严峻激烈，目标只有一个——批判吴敬琏的股市言论。厉以
宁和董辅对中国早年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舆论上的贡献，北大教授厉以宁还被人冠之以“厉股份”，与当年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的“吴市场”交相辉映。董辅 也是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学界有比较高的威望。萧灼基和吴晓求，一个是北大教授，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但他们都成名于股市，因为他们频频发表利多股
市的言论，很得股民们的欢心。比如萧灼基会这样说：“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厉以宁则表示：“中国 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中国财经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记者一般 都喜欢观点不同、彼此争执的场面，可参加当天的恳谈会的记者们却被五位经济学家的情绪和言辞震住了，他们仿佛参加了一场××的争斗会。那天我在上海，没去
开会，但仍记得开完会后几位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时的茫然和混乱，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斯文扫地的场面。第二天，五人的谈话纪要传到我手中，看后不觉有些惋 惜，毕竟其中有曾帮助过我的师长。谈话纪要在媒体上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吴敬琏的人，都对这种批斗会方式不以为然，毕竟大家都不想回
到三十年前去了。恳谈会成了五位教授的滑铁卢，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和尊重了。股市这东西不好玩，它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又会把你摔得很惨， 而且对穷人、富人、贵人、名人和学人，一视同仁。
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21%，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可能真正让朱基总理关心的是马上就要实行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为了怕国有资产流失，规定国有 股份不能流通。粗算一下，国有股加上法人股，非流通股要占总股本的2/3。精确言之，11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2001年6月30日已达到
1,786.06亿股，占8,943.63亿存量总股本的42.23%。
股份只有流动起 来才有价值，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我们曾说过，早年最隐蔽的办法是把国有股悄悄地释放出来，混入流通市场，但这样做不规范，也不能大规模地干。后来，
1994年“陆家嘴”以2.90元/股的价格按1∶2的比例向个人股东出让国家股，并且自己也回购了一部分国家股，接着有些公司也尝试这么做，但大多被制 止了。
直到1999年，政府终于想明白国有股流通并没什么可怕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后来曾几次向市场试探，均无功而返。
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当年的拯救国企一样，政府又将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与股市联系了起来。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
6月14日，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暂行办法》，奇怪的是，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是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吧。
6月26日，江苏索普等公告拟在发行中减持国有股。7月26日，北生药业等新股也进行国有股减持，当天股市便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 至1,903点。
这时，大家已开始看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不同态度，新 股发行暂停，恐怕只是证监会的单方面决定而已。果然，财政部官员8月下旬对记者表示，不论股市走势如何，减持政策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不要指望政府会停止国
有股减持来救市，这是行不通的。这种拒绝和市场沟通协调的霸道行为再度引起股市大跌，到9月底，上证指数1,800点被击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10月13日，周小川主席在对外演讲时，暗示中国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这般减持，但也没办法，解决国有股主要是由国有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这和他6
月13日对《减持办法》较为积极的表态大相径庭。5天后的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似对周小川和股市有所回应，仍 认为国有股减持10%，数量不大，没必要紧张，况且减持的资金作为社保基金，还会回到股市中去。金部长拒绝修正的态度又一次让股市暴跌，几天后的10月
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面对 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9∶00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
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减持办法》是财政部牵头五部委签报国务院同意的，这次又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各 部委来办，主动权的转移很明显。不过，中国证监会代替国务院宣布暂停，似乎后者仍想留有余地，或者说不想给公众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毕竟，流通股绝大多数
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要霸王硬上弓，可要承受社会稳定的风险。
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 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宣布国有股减持及留下的阴影只是直接原因之
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充满着操纵欺诈，积重难返，而上述两个方面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投资者。
正是2001年8月所谓“世纪大牛股”的银广夏的覆灭，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对操纵欺诈充满恐惧，纷纷撤离股市。1994年6月，银广夏在深
交所上市，尽管它自称来自西部宁夏，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这么做，主要是利用宁夏的上市额度，这和为了方便考大学，有人将户口迁移到西部省份或 海南省是一样的（2006年就有一位清华大学生被查出而退学）。银广夏上市后，也像大多数上市公司那样，业务杂乱无章，做过软盘、牙膏、水泥、海洋特产、
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葡萄酒和麻黄草等等。1998年，银广夏出现奇迹，它在天津的分公司与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 夏每年出口农产品萃取产品80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于是银广夏股价一路狂奔，2000年上涨了501.4%，位居中国股市涨幅第一。2001
年3月1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与诚信公司签订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将连续翻番。
银广夏的业绩在市场上一直备受争议，在中国也有同行从事萃取产品业务，但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媒体到处打探，最终在天津海关找到了关键
证据: 天津广夏1999年的出口额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银广夏所称的5,610万马克（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1/5，而且出 口的货物中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更要命的是，天津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称，银广夏2000年仅出口33,571美元，而2001年1-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弥天大谎彻底破裂。试想，德国的合伙公司叫“诚信”，多有讽刺意味。
银广夏停牌一个月后复牌，创下了连续15个跌停板纪录，从30.79元/股一直跌到6.35元/股，下跌了80%。9月5日，证监会查明公司虚构利润
7.45亿元，公司总裁李有强被刑事拘留。2003年9月，李有强等人被判处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万-8万元。
2001年是中国股市真正的转折之年，其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且章章精彩。在公众舆论、媒体、投资者和有识之人尤其是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
中国股市恶性发展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事实上，2001年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地震。长期以来，中国足球业在所谓的市场化运行中早已 腐烂，队员吸毒赌球，俱乐部为了升级而作假，已见怪不怪。由于升级失败，两支由浙江民营企业所有的俱乐部向足协申诉，认为至少相当一部分裁判已被收买，由
裁判控制球赛的结果。浙江体肓局局长也站出来支持生产汽车的吉利和从事房地产的绿城的两位老板李书福、宋卫平，而且，他们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姓龚的裁判自 首，应该说是形势大好。但这时中国足协官员却敷衍塞责，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局出人意料，只有那位龚裁判被绳之以法，几年后抑郁而死，其他任何人都未受
触动，直至2006年，中国足球还是一片乱象。
11、蓝田神话
2002年及其后的几年，中国股市投资者仍必须面对上市公司、券商和庄家等市场参予方欺诈操纵后真相败露的严峻现实。在这里，我们所举的仅是极少数引起股市大震动的案例，它们的情节由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确实影响了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
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蓝田股份是家来头不小
的公司，1996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是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农业部还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18.85%的股权（1999年4月农业部才退出）。具有 如此的中央部门背景，蓝田股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农业第一股”。其实，当时蓝田股份是由一位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创办的三家企业拼凑
而成的，公司上市后便把所有的项目投往瞿的家乡湖北省洪湖市（而公司“蓝田”的名称竟是瞿的小名）。由于洪湖在历史上是个鱼米之乡，也是老革命根据地，著 名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词更是脍炙人口，这为蓝田神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瞿兆玉的深谋远虑在于，他可以邀请当地的老红军一起去政府机关公关，比如证
监会。还有一家江苏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奇妙现象，该公司上市时，在上海开了一个庆功宴，人们发现饭桌上有不少老“新四军”。从1996年开始，蓝田股份的 利润连年翻番，从1996年的5,927万元到1999年的5.1亿元，2000年才回落到4.3亿元。瞿兆玉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比如他说洪湖盛产一种
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每六斤活虾能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20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 就可全部抵消，纯利是20元。
瞿兆玉最有名的故事是蓝田所产的“青壳一号”的鸭子，只需 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这意味着不用饲料），产量高味道好，一只青壳鸭年产鸭蛋300只，是普通鸭子的一倍以上，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0.4元。瞿
兆玉得出的结论是:“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也就是瞿兆玉的这句口号 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遇见了骗子。2000年1月我就在媒体上呼吁证券公司农业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去洪湖待上个把月，数一数这种野鸭到底能生几个蛋（不吃
饲料到处跑的鸭子不是野鸭是什么）。可笑的是，我经常在公众场合上被问及: “你为什么要怀疑蓝田股份？”却没人去实地考察一番。直到2001年10月26日，一位专长于信贷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
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 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事实上她也没想到，一份只发行180份的《金融内参》竟然被瞿兆玉获得并上门兴师问罪，说是由于所有银行停发了贷款，蓝田
公司的业务无法进行。
瞿兆玉的政治能量极大，12月12日的《金融内参》只得发表声明， “刘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这意味着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的****竟然也顶不住压力了。第二天，刘姝威接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蓝
田公司对她提起三项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的《基金黑幕》发表之时，刘姝威的下场可能极为不妙，要让一个普通的学者赔偿50万元，可想瞿兆玉心术之狠毒，气焰之嚣张。
刘姝威幸运的是，经过“基金黑幕”、“银广夏”等事件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再也不愿意老是由媒体捷足先登，自己仅处于被动的地位，早在2001年9
月21日证监会就开始调查蓝田股份。2002年1月22日，更名为“生态农业”的蓝田股份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公司董事 长、会计师、董秘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被拘传。5月31日，该公司暂停上市。由于未担任蓝田股份任何职务，瞿兆玉金蝉脱壳，没受到什么处分。2003年5月
23日，生态农业终止上市，它不仅套牢了银行2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0亿，农业银行9亿），而且让25亿元流通市值在股市上灰飞烟灭。
2006年7月3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公开宣判，被告生态农业公司向83名原告赔偿540多万元，而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判决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国股市上因上市公司造假，会计师行首次判赔。
蓝田事件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强人或一家公司，如果在股市造假违法，不管他在中央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政府（如洪湖）编织多么雄厚的政经网络资源，在强大的投资者和舆论监督面前，都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
曾经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经开在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了赢家的角色，尽管当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却在大规模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中，成功避开了被关闭的命运，成为硕果仅存的三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他两家是中煤信托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然 而，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决定“撤销该公司”。我们闻之大喜，那是股市在那些愁云惨淡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
艳阳天，一如当年我们听到“官倒”公司被关闭那般兴奋。
真正让中央痛下决心关闭中经开， 是因为银广夏的覆没。由于银广夏被媒体突然发难，让神通广大的中经开猝不及防，被开门打狗。人们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就看到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
基金置身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近1,000万股银广夏，关联基金景宏和景福两基金也持有1,100多万股，银广夏复牌后，从33元/股跌至最低4元/股。 据媒体调查，中经开通过各种方式持有银广夏1.2亿股，成本在24-27元/股，最后出货价平均为8元/股左右，损失了10亿元。尽管实力雄厚的中经开不
至于资不抵债，但银广夏事件导致人们旧事重提，中经开的各种庄家劣迹再遭揭发。
2002 年4月，代表高科技已达4年的大牛股“东方电子”出了严重问题。东方电子1997年1月通过电子部和山东省两方面的发行额度，拼揍了一个总股本6,830
万股、流通A股只有1,720万股的盘子上市，其间通过送配转，到2000年年底，总股本达到91,795万股，股本扩张了6.72倍。然而，东方电子的 业绩也与调整扩张的股本交相辉映，公司净利润从1997年度的7,061万元增长到2000年年底的47,296万元，增长了6.7倍。同时，东方电子的
股价在4年中有累计60倍的惊人涨幅。
东方电子声称给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是电力自动化， 并在该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该行业的人士认为，真正的龙头是另外两家公司南瑞和四方，该行业的毛利润每年有20%-30%就很不错了，而东方电子在
2000年为35%。我曾在1997年下半年亲赴烟台，问过东方电子董事长隋元柏和董秘高峰，他们报出的毛利更高，是40%左右。
当时，东方电子不愿意谈的是公司的内部职工股问题。
1994年，东方电子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了股份公司，每股1.6元的内部职工股由证券公司发行，10天卖出3,450万股，筹资
5,520万元，全公司800多名职工中有774人成为股东，共计持有1,000万股。1997年公司上市时，根据内部职工股可以占上市额度的20%的规 定，有69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到了2000年5月24日，职工股市值已接近20亿元。我认为隋元柏忌谈职工股问题是担心遭人嫉妒，毕竟是一笔
不小的财富嘛。
最后问题确实出在职工股上，但不是我所想象的。1997年1月东方电子一 上市，隋元柏命人将新募集的6,000万元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来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一年不到净赚了5,000多万元。1998年，东方电子又把所
持有的职工股抛出，赚取了1亿元。1999年，隋元柏命人用自有资金2亿元主要炒作东方电子股票，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运作。
如何投资自己公司股票必胜呢？隋元柏在1997年首次赚取5,000万元后就力排众议，把它虚报为销售软件收入，而不是一般公司所列入的“投资收益”。
从此，隋元柏等人走上了造假的不归路。据董秘高峰供称，他们炒作自己股票的总体思路是年初买进，在4-6月要做中期财务报表时卖出一些，10-12月要做 年度财务报表时再卖出一点。虚假的财务报表由市场部、财务部和证券部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证券部负责操盘、回款，市场部做假合同和发票（共计伪造销售合同
1,242份，合同金额17亿元，虚开销售发票2,079张，金额17亿元）。财务部则先分解财务指标，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票据做出销售账目。
几年运作下来，东方电子炒作自己股票的收入达到10.39亿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隋元柏、高峰等人因造假金额达17亿元而被判处1年至2年有期徒
刑，最高罚款5万元。2003年12月，10.39亿元的炒股收入还是因烟台审计局的认定回到了东方电子，当年的东方电子一直是烟台市纳税A级企业，一度 占市级企业财政收入的1/4。
事实上，当时也包括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一直违背行业的利润规律，却是神神秘秘，说不出个所以然，都有与东方电子异曲同工的嫌疑，只不过造假数额没这么大而已。投资者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
当然，仅仅靠隋元柏之流的努力，东方电子是成不了这般气候的。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
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可惜的是，中经开的做庄行为至今没有被调查，我们只知道它动用了由自己发起的大成基金的两个基金来接盘(这正是《基金黑幕》所揭露的 最恶劣情况)，然后逃脱了。
中经开被关闭的2002年6月，也是中国大券商和机构投资者 最难受的日子之一，上证指数再次逼近1,500点的政策底部。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大盘携带天量跳空高开，冲高1,748点后再也
无力上行。但从6月24-26日的三天时间里，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借此次政策救市而“胜利大逃亡”。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懂，为什么 2001年10月已宣布“暂停”的公告，不到一年再宣布一次，仅仅改为“停止”就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中国的股民一定会向外国人解释汉语的微妙，“暂停”是暂时停止的意思，还有很快开始的可能，“停止”的态度就比较坚决了。不过，我及一些朋友听到宣布
“停止”令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这不是换一批人套牢嘛。我上面已说过，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被暂停，可到2006年也没有恢复。而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政 策也只延续了2年多时间，又在2005年恢复启动了。这也就是说，利用汉语的微妙差别做政策游戏固然高明，可未必是负责任诚信者所为。
这个所谓中国股市的“6．24”行情，被我和朋友们称之为“6．24”阳谋。“阳谋”语出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形容让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是引蛇出动，并冠之以“阳谋”。
2002年是中国内地股市走熊的第二年，却是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房市走牛的第一年。其实，2001年上海房市已复苏，不过，真正进入市场炒作炽热化还是
在2002年下半年。按惯例，中国投机资金的分配在房市和楼市之间呈跷跷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楼市涨房市跌，房市涨楼市跌。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内地 的大小富翁都产自房地产，而股市则是毁灭人们价值的所在。尤其是那些信奉“不熟不做”的股市投资者，不愿意转投房市，仍被一波又一波由政策决定的反弹所吸
引所亢奋，他们的自尊受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股市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成为房市大涨的旁观者。
12、周正毅
2003年的中国股市平淡无味，继续走熊。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成为新总理，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是在2002年12月底才上任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股市中，这意味着不值得什么预期。
2003年的中国股市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型肺炎，尽管首例“非典”发生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佛山，然后由广东蔓延到全国。当然，真正让中央重视
的是“非典”扩散到了北京，为此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两位高官。而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五一”长假休市也被 迫延长。由于“非典”造成万人空巷，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延期，而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有的在露天举行，有的则通过电视电话进行。不必去证券公司委托的网
上交易却大为盛行，2003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非典”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 府有着“典型”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语言乃至政治文化中，典型才是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非典型意味着不是主要的。“非典型肺炎”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
的，它是一种离奇古怪的传染病，只要稍加控制，不会传染给许多人，历史上的鼠疫、天花，哪怕是流感，都是“非典型”的传染病。可是在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 任何非典型的问题或危机，如果不对它加以重视，尤其是应该让公众社会有知情权，否则非典型也会成为典型。所以，不管是在“非典”事件的后期还是其后几年出
现的禽流感，由于政府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再也没有引发危机。同样，股市也是个非常讲求知情权的所在，中国股市的许多危机开始时也许是非典型的和次要的， 但由于大家的疏忽，最终演化成一场行业大萧条。
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丑闻。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丑闻并没有实质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进程，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知识。不过，它们对那些惯于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倒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1999年由一位英国小伙子胡润（中文名）搞起来的，说是福布斯排行榜，其实是胡润带着比他更年轻的几个助手在中国内地张罗的，
然后挂靠在《福布斯》杂志上。后来胡润与《福布斯》闹翻，与《欧洲货币》有过一段合作，最后干脆叫胡润排名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美国就带有娱乐性质，到 了中国后更夸张了，无非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罢了。因为在一个充满地下经济逃税漏税和财富混沌暧昧的土地上，靠胡润几个人去做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人们经
常嘲笑中国富豪榜成了问题榜和丑闻榜，以为是富豪榜让这些富豪出了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的富人并不是被胡润们捕捉到了，而是富人经常故意露脸的结果。 至少在中国内地，一个经营正常的富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或社会地位，一般不会自动暴露，无端引来各种势力的注意。只有那些急需信用或者说快要出毛病的富
人才会在社会露脸，为自己为借钱给别人和机构壮胆，这样的富豪，进入排行榜后是很容易出事的。这不仅是大陆，台湾地区也有。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份有名的杂志 《财讯》上刊载了一个曾经是台湾股市的新贵，他吹嘘自己现在在上海开发房地产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又说他所控股的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大陆企业业绩良好得
让人羡慕。我早就知道这个台湾新贵，但过去他一直很低调。我非常好奇，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大陆企业里的朋友询问，才知新贵已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的财务早 已发生问题，而这些文章可能是财经公关公司安排的吧。顺便一提，胡润2005年又搞起了中国富人募捐财富排行榜，但同样让人生疑，例如名列第二位的杨澜是
中央电视台的前主持人，她和丈夫吴征的事业看上去很红火，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和吴征共事或对吴征有所了解的人都对此摇头不已，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对社会 有真正的奉献。
2003年引人关注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是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周正毅 2002年的身价为27亿元，中国富豪排行列第11位，上海富豪排行列第1位。周正毅在内地名气不大，却在香港招摇过市，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
1960年出生于上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过不少生意，但真正发大财是在1995、1996年间，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他收购了五六十家公司的职工 股，当初购进时的股价大多为二、三元，价格很低，但上市之后价格惊人，一般都有几倍的涨幅，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自称赚了好几个亿。
很多人都不相信周和毛的话，周后来经常吹牛，但这可能是真话。发行市场通常叫一级市场，流通市场叫二级市场，当时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市场叫“一级半市
场”，即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前的交易市场，不少人因此暴富。我有位朋友仅收购了一家企业的500万元职工股，上市翻了20倍，成了亿万富翁。在上世纪90年 代，比较“简单”地创造出中国股市富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90年代初购买新股的认购证，另一个就是一级半市场的淘金者（我们在其后的“个人投资者”章节中
还会分析这个现象）。
1997年，周正毅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这是一家控股公司，是他 所有企业的旗舰，旗下有数十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被称为农凯系。农凯系掌控的上市公司有5家——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
工科技、上海地产和商贸控股，后两家在香港上市。我们已说过，所谓的企业系，一定有金融机构平台，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曾控制富友证券和大通证券两家证券公 司。
周正毅在上海和香港打出了两套不同的策略。在上海和内地股市，周正毅异乎寻常地低调 和谨慎，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底细。但在香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周正毅以8,600万港元购入香港富人成堆的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的
900多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3,000万港元装修。然后于2000年向警方报警，声称自己失窃了130万港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的关注。周正毅和杨恭如 等香港娱乐圈女星过往甚密，在媒体娱乐版面上而不是财经版上频频露面，让人对他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大为欣羡。等周正毅在香港进行了两次收购动作后，“上海
首富”的头衔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正毅有着不错的眼光。他先花气力收购了 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股份，更名为上海商贸，然后将上海商贸的全部股权抵押给中银香港，从而获得21亿港元的授信额度。接着，周正毅用其中的15亿港元收
购接近六成股权的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当时这家公司的现金储备便有19亿港元，市值却只有20多亿港元，被严重低估。
周正毅在内地做庄的徐工科技的基本面也相当不错，各地的公路建设和大兴土木为公司带来庞大的订单， 2006年被海外私募基金凯雷收购并非偶然。周正毅大肆在上海收购地皮，他看中的都是好地皮，如静安区“东八块”地块，属上海市最大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周正毅的主要问题是在上海和香港两线作战，又经营这么多公司，资金链太紧张了。他以“上海首富”自居，不考虑“上海”在政治格局中是多么敏感的字眼，最
终在中银香港给他的21亿元贷款上栽了跟头。中银香港的行长刘金宝此时正在被追查，并在不久后被逮捕，刘的发家之地也在上海，他与周正毅及其他上海的渊源 是很容易让人顺藤摸瓜的。
周正毅的农凯系土崩瓦解，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服 刑。周正毅的两项罪名是内地人所熟悉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3年。操纵股价，名符其实，农凯系从1999年6月至2003年5月间，最
高占有徐工科技流通股约96%，股价上涨了400%。后一个罪名却很别致，它在新《公司法》2006年1月1日通过后已消失。因为新《公司法》再也不强求 公司的注册资本一步到位，投资公司可以用五年时间缴足。当然，人们也明白，周正毅的后一项罪名只是一种安排，否则早就有成千上万个中国企业家被不合理的旧
《公司法》捉进监狱去了。
2001年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其实是在2002年落马的， 但他2003年被判的18年徒刑倒是意味深长。他的神奇经历对海外的震动要比内地股市来得大。杨斌是个退伍军人，后成为荷兰公民。1998年，杨斌成为内
地A股广华化纤的第一大股东，并在1999年改名为欧亚农业，股价从9元/股涨到28元/股。他的最大手笔是在沈阳建立“荷兰村”地产旅游项目，其中的大 部分(3,000亩)竟然是政府划拨，也就是无偿赠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头大有学问。2001年7月，杨斌把“荷兰村”等项目打包在香港上市，公
司也叫欧亚农业，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2年9月19日，欧亚农业在香港停牌，原因是中国证监会函告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 问题，公司自称1998年至2001年总收入达21亿元，但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是杨斌所有的公司资产总收入不足1亿元。
杨斌真正让人觉得他是个折腾高手的是，2002年9月25日他自称获得朝鲜委任为新义州特首，但他还是在10月4日被捕。2003年7月14日，杨斌以
虚报注册资本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作为经济犯罪，这个判刑是很重的，只有管金生等少数几人有此待遇，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 同特点，事发后还要折腾一番。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是2003年胡润推出的中国富豪第22 位，但这种以流通市值计算的办法，对艾沙由夫来说只是纸上富贵罢了。艾沙由夫是新疆上市公司啤酒花的董事长，他控制这个股票也像德隆的长庄，居高不下，却
怎么也不能套现。2003年11月3日，扛不住的艾沙由夫跑了。公司涉及担保额17.87亿元，应收款2.65亿元，其他应收款1.95亿元，逾期贷款 1.4亿元，预付账款4.88亿元。于是，股价从16元/股跌到4元/股，连续14个跌停板。
引人注目的是，艾沙由夫曾担任新疆人行金管处处长。人行金管处在当年权势很大，像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和我们下文会提到的早年在深圳市场最强悍的券
商君安的董事长张国庆都坐过这个位置。不要说金管处处长，只要在银行中稍有实权，如果没有职业操守的话，就可能获得极大的财富，在那些长庄的“老鼠仓” （即知道内幕信息的跟庄者）中，银行中人一定不少，因为他们是资金的供应者，当然明白庄家的运作详情。艾沙由夫也失踪了，中国证监会只能判他个证券市场永
久禁入。问题是他换张脸孔或换个身份通过QFII进来，谁拦得住他？
许多年前，我曾问过 台湾《财讯》的一位资深编辑，当年台湾的地雷股制造者和庄家的命运如何？他说很多人到处逃亡，命运悲惨，最后甚至流落街头。16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制造出
一批流亡者，如“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的多翻空投机家“辽国发”公司的高岭兄弟、中科创事件的吕建新（吕梁）和朱焕良、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诚成文化 董事长刘波（2003年9月逃亡日本）、民丰实业董事长孙凤娟(2002年10月)、四砂股份董事长李协平(2003年年初)、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
(2004年4月)和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等等。
2003年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是香港股 市，“非典”之后，香港市场的H股开始了一波壮观的大牛市。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他一反不买海外股票的惯例，开始持有H股中石油。这震
动了海内外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信服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内地人士，他们平日只在书本中揣摩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和宝洁等美国公司的理由，现在有机 会买入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股票，又能分享巴菲特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2003年上证指数轻易下行至1,500点以下，创下新低1,307点。尽管年终收于1,497点，要比2002年收盘价上升10%，可是中国股市仍然前途未卜。
（十三）“铁本事件”的前因后果对 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这三位老同志来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是他们仕途的终点。但从第四任主席周小川开始，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周小川升任中央银行行长，实现
了他做中国格林斯潘的梦想。第五任主席尚福林来自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也是个有为又懂得为官之道的人物。尽管我在写本书的时候，尚福林仍是中国证监会的主 席，但这个位置和经历应该是他上升的一个中转站。
2004年2月1日，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
意见，俗称“国九条”。这种政策形式在中国股市史上还是首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它不似以往那样，采用发布直接利好措施来提升股市，只让市场亢 奋几天就失去了兴趣。“国九条”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以为然的人也可以说它空洞无物），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将一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搬上了台面，那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国古语有“朝三暮四”的说法，尽管把中国投资
者比喻成被驯养人调教的猴子很不雅观，但事实上它确实还要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进一步而言，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还不敢提“国有股流通”，现在 索性是要让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轨了。
事实也证明，此后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就是围绕着“股权分置”问题转的。
自2001年起，中国股市已持续了3年的熊市，人们以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牛市重临，于是大举建仓，看多市场，从1月份的1,600点以下一直做到
1,783点。但这只是熊市中的一个大反弹，就像一头冬眠的熊迷迷糊糊地走出树洞，看了看外面，仍是冰天雪地，便回转身再入树洞睡觉。熊市里的大反弹是最 能迷惑人的，有许多已避开3年熊市的人，在这轮行情中惨败，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引发反弹仓猝结束的大背景是4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全年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
2004年一季度又增长了43%。最醒目的指标是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2.6%和121.9%，2004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107.2% 和101.4%。投资膨胀又助长了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03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新增贷款
1.78万亿元，已接近2002年全年的水平，而2004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了19.2%。1998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通 缩，令人惊讶的是，它现在似乎拉动了全球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因素”，与2000年时的“因特网”一样，成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原因，只不过一个是
实物经济，另一个是虚拟经济。中央政府在4月25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手段，严肃查处“铁本”违规建设钢铁项目。
这种做法让我联想到1993年宏观调控时的长城大案，尽管很多人早已忘了这件事，其实将它与“铁本”案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宏观调控手法的进步与不足。
1993年3月“长城”案发时，我正在北京采访，发现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者官员们都哑口无言，知道这事的厉害。“长城”是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简
称，公司的总裁叫沈太福，他从1992年6月到1993年3月，短短的10个月内在全国集资10多亿元（约合1.2亿美元），涉及上到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 姓近20万人。最后，沈太福被枪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20年徒刑。
沈太福集资的项目是一个叫“调速电机”的发明专利，据说比普通电机节电20%-70%。从1989年长城公司成立到1992年5月，沈太福虽然只用了10
万元就买下了发明，但等到通过国家机电部鉴定，已欠下北京数家银行近5,000万元的贷款。在今天，沈太福可以找风险资本家投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于 是沈太福在《技术合同法》里找到了融资的依据，那就是技术合同是可以转让的，“价款和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沈太福把整个专利拆开来卖，跟一个
个出钱的人签合同，集资开发电机，出钱的人谁也拿不到专利，沈太福给他们的月息是2%，加上国家科委公开支持及大小媒体的鼓吹，长城在短短的20天里就集 资了2,000万元之多。由于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国务院管辖下的同级部门，后者眼睁睁地看着全国老百姓把钱从国家银行往长城公司那儿搬。直到
1993年利息为9%的国债也发不出去，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央行下达了制止长城非法集资的文件。
此时长城公司已将10亿元资金用去2亿，若按央行的要求还款，公司肯定得负债累累，沈太福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孤注一掷，决定把事情搞大，向法院状告央行，要求央行宣布整改文件无效，并赔偿损失1亿元。也许就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要了沈太福的命。
10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铁本”的全名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
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5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10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2003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 超过25亿元。同时，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2.2亿元。
民营资本的天性就是扩张。2002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2,000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
9,400亩土地，成立了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2003年6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 地项目正式展开，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200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840万吨，实际投入105.9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2004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偶然听到“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
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2004年3月底，***总理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4月初，***和前总理朱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4月19日，戴 国芳等人以偷税漏税的行为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2006年4月19日，戴国芳仍没有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这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
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滥用”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 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官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
业家也有此病。在2004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 “造汽车梦”。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企业家”，
但他执着地坚持一句话：“我就是要做汽车。”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 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
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100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的长虹是最后一家获得引 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准生证”。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
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2004年4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4个月后又增发50亿股合计280
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4月22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3天后，与常州仅距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17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 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
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12亿美元和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是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2003年 年底和2004年2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铁本事件“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
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铁本事件”两周年左右，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铁本事件”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在叙述1996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
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 GDP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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